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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谁的援助?
浏览次数: 1936 次    发布时间: 2013-06-25

杨学林律师:法律援助,谁的援助?

刘志军获得了法律援助,不用花钱就享受了知名大牌律师的辩护。这使得许多人很不爽,纷纷吐槽:老刘凭什么享受这个待遇?且慢不爽。你成为刘志军,你也会有这个待遇。

当然,估计不大会有人为了解决不爽的问题,而愿意成为刘志军。因为刘志军面临死刑的威胁。正因有死的可能,法律才特别照顾老刘。当然不止照顾老刘一个人,而是所有类似的被告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老刘犯的那些事儿,随便摘出一点来,就够判个无期徒刑,直至死刑。如此一来,老刘就是自己想早点死,拒绝辩护,国家也得强行给他指定辩护人,让他“被辩护”,以示国家法律之公正。

对于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有的国家不论案情轻重,只要被告人没有请律师的,都一律由国家花钱为他请律师。我们国家暂时还办不到,以前是没钱,现在钱虽然不是问题了,但钱要用到刀刃上。比如航天员上天,比如维稳。至于法制建设,还要慢慢来。而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就更不着急了。不过有的地方已经开始起步了,像浙江的义乌,已经做到所有的被告人都有律师出庭辩护,而且我接触了一个案子,其出庭的法律援助律师还十分卖力。据该律师说,其刚接受指派时,是打算作罪轻辩护的。后来受到我等死磕派的影响,发现当事人不构成犯罪,毅然决定改为无罪辩护。

不论从现实看还是从正常的逻辑看,可能被判死刑的被告人及其家属,应该是积极聘请律师的。特别是职务犯罪的案件,我还从未听说拒绝请律师的。至于老刘为什么把原来花钱请的律师辞了,然后以拒不请律师的姿态,来坐等组织指定不花钱的律师,个中原委是啥,老杨我无从获悉,实在无力评论。

说来十分惭愧,我虽然自我标榜为“死磕律师”、“维权律师”、“公益律师”,可是你到北京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去查一下,我只办理了一件法律援助案件。那是几年前,我的律师所终于获得了一件指定案件,我先下手为抢(没写错),把它办了。此后,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因为这些年来,我所连一件法援案件都没轮到。

列位可能看不懂了,那么多需要援助的案件,怎么就轮不到呢?那我就再深入一点:2005年,我与几位维权律师为浙江东阳4.10案件的被告人辩护,因当事人困难没有收律师费,我们便号称法律援助。结果案件刚开完庭,浙江方面由司法局长带队组团来京投诉我等,罪状有五大,其中之一为冒充法律援助,擅自不收费办案,扰乱法律服务市场,为不正当竞争。每一条罪状都足以把我等吊照。好在那时维稳思维还不是很厉害,我等安然度过。

明白了吧,法律援助是由有司垄断的。有司没派给你,你竟然自己去援助,那就是大逆不道。所以,我这些年办理的法律援助(注:自我标榜)案件,掐指数来已有数十件,可是除了指定的那件,其他的有司是一概不承认的,是没有名分的。如此,只有无奈,没有不爽。

我国关于法律援助的法律法规,还是比较完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注意“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规定,其实就是符合“经济困难”。当然,经济困难不能凭嘴巴说说,有司是要审查的。按照《北京市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如果证明有以下情况,可以直接被认定为经济困难:(一)属于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二)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或者生活困难补助金的;(三)在社会福利机构由政府供养的;(四)重度残疾或者患有重大疾病且无固定生活来源的;(五)人民法院给予司法救助的。不属于以上情况,就要由申请人住所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相应的经济困难证明。经济困难证明应当包括申请人家庭人口状况、就业状况、家庭人均收入等信息。

因经济困难而获得法律援助,北京市规定的审查条件是:(一)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自被第一次讯问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二)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三)公诉案件自提起公诉之日起,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四)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五)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从以上审查条件可知,经济困难是决定是否获得审查通过的关键。

除了经济困难,刑诉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了另外两种情况。第二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注意,这里没有符不符合条件的说法,即,只要有条文中列举的这几种情况,就已经符合指定辩护人进行法律援助的条件了。

该条第三款,就是为类似刘志军这样不请律师而又可能被判死刑或者无期徒刑的人特设的,也是指定辩护人法律援助。注意,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的相关规定,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也就是说不管他是大富翁还是穷光蛋,只要这种情况的被告人没有请律师,他就要“被辩护”。

之所以说我国法律援助的法律法规比较完善,是因为除了上述“应当”指定辩护人的情况外,法律还规定了“可以”指定辩护人的情况:(一)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人已经委托辩护人;(二)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四)被告人的行为可能不构成犯罪;(五)有必要指派律师提供辩护的其他情形。对于上述情况,有司在指派法律援助上有选择权。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获悉了我国的法律援助看起来是很美的。可是现实中并不很美。这些年我办理的那些援助案件,几乎都符合获得援助的条件。但只要你看看案情,你就知道其本地的有司会不会批准给其援助。其本地不能援助,也就断绝了获得外地律师援助的可能性。因为我国的法律援助是按照户口,由本地有司垄断的。

即便是案件不敏感,要想获得有司指派的法律援助,光需要提交的审查材料,就麻烦的很。而当你辛辛苦苦提交了材料来到法律援助中心,决定能否援助的并不是值班律师,而是领导。所以,你还要看领导的脸色。最后,即便批准了援助,委派的律师也并不一定是你自己满意的。一个援助案件指派到了律师所,所里一般会安排较为年轻的律师去完成。像我这样抢来做的,很少,或者没有。

另外,恐怕谁也不会想到,法律援助有时会被用于干坏事,用于剥夺被告人的辩护权。我实在不愿意看到,法律援助被如此玷污。

最为有名的是北海案裴金德的辩护权争夺战。裴金德是五名被告人中唯一被宣告无罪的,这是现在的情况,当初可不是这样。十名死磕派律师为五名故意伤害致死案的被告人辩护,均准备作无罪辩护,其中裴金德的辩护人由陈光武和朱明勇担任。可是开庭不到一小时,法庭突然询问裴金德是否聘请这两位律师,裴金德脱口而出“不聘请”。于是两位资深刑辩律师被解聘,当地有司指派了一位“法律援助”律师。结果在此后的庭审中,唯有裴金德认罪,其法律援助律师作有罪辩护,并数次对辩护席上的同行提出反对。当然,假的终究是假的,伪装必须剥去。在2013530日的二审庭审中,已经无罪的裴金德说出了真相。

还有贵阳小河案,在被告人大规模解聘律师后,有司立即给各位被告人指定了“法律援助”律师。当然,许多被告人觉醒后,又重新委托原来的死磕派律师。我的当事人在把我解聘后,发现受骗上当,当庭要求再把我“叫回去”。后来披露出来,是此案合议庭人员亲自去看守所动员被告人解聘律师的。

2011年,我在为浙江乐清的钱成宇辩护中,接到通知说我被解聘了,而家属还蒙在鼓里。后来家属千方百计打听到被指定的“法律援助”律师,希望见面沟通,被律师拒绝。宣判时,钱成宇当庭高喊要继续聘请我。

 

这些年,我所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虽然不被有司承认,但付出的汗水,是抹杀不掉的。其实,我一直没有把它当回事,是刘志军案引发的法律援助的讨论,才使我觉得有必要回忆一下。

2005,有司指派的张某人身损害赔偿案,我代理张某起诉雇主,获得赔偿。此案单独说,不放入下面的项目中,以便区别。另,说明一:我所自我标榜的法律援助,是指律师费全免,但差旅费还是由当事人承担的。当然,也有连差旅费也自己搭上的,比如贵阳小河案。说明二:有的案件已经在网上公布了,所以当事人的名字公开;除此,当事人的名字不公开。

一、担任因维权引发的刑事案件被告人的辩护人

为因上访而被指控寻衅滋事罪的河南商丘公民孙明进行辩护,终至检方撤诉;

为因上访被判刑而致残的浙江兰溪某残疾人进行申诉和控告;

为因环境污染维权而被抓的浙江东阳画水群众辩护;

为因环境污染维权而被抓的广西岑溪群众辩护;

为因反抗政府违法侵占土地而被抓的广东佛山顺德农民辩护。

二、为弱势群体维权担任代理人

为山西问题疫苗受害者维权,代理提出赔偿要求;

为福建南平校园惨案受害小学生维权,代理提起赔偿诉讼;

为被称作“中国肖申克、浙江赵作海”的吴大全代理申诉;

为二十年寻妻洗冤的四川罗开友提供法律帮助,与政府交涉赔偿;

为浙江乐清钱云会之死证人钱成宇辩护(中途被解聘);

为外地在京农民工子女争取享有平等受教育权,提供法律帮助;

为精神病患者张某与单位交涉劳保待遇;

担任刑事案件受害人夏某的代理人,追究凶手的刑民责任;

为某部离退休老干部维权。

三、为遭受公权力迫害者维权,担任代理人和辩护人

为山东沂南某盲人维权人士系列案提供法律帮助,担任同时被抓的陈更江的律师;

为山东惠民29位农民状告县公安局行政诉讼案担任代理人,终使农民获胜;

为因行为艺术创作而被抓的北京宋庄艺术家申云提供法律帮助,使其释放;

为安徽35年前被错判反革命罪的房淑江进行申诉;

为黑龙江某村主任看守所离奇死案的亲属维权;

为因实名举报而被控“诬告陷害”的某当事人辩护;

参加北海案律师团,为被告人裴贵辩护;

参加贵阳小河案,为被告人蒙祖玖辩护(中途被解聘,后恢复);

担任李庄的辩护人。

 

四、宪法性维权案件

代理山东滕州部分老干部状告山东省人民政府违反宪法案;

为被剥夺台湾旅游权的张晓辉代理状告公安局,当庭使被告改正违法行为;

为上访老人楼樟法提供法律帮助,担任其当选主任后村委会法律顾问,维护村民自治权;

   代理数件不服劳教行政诉讼案。

 

                  

   法律援助路漫漫,从个案做起。有道是:以个案促进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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